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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成书和刘勰的知识积累

罗宗强
内容提要 刘勰之所以能创建他体大虑周的文章理论体系,重要条件在于他具极其丰富的知识积累与合理之知识结构。他有深厚的经、子、史知识基础,他对文学的发展有深切之理解,他对他所处时代之文学发展状况有敏锐的感知。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他受到思想方法的训练,兼容并包,视野开阔。同时,在文学史知识积累过程中,他培养了审美能力。这些都为他的理论创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的知识积累与知识结构,对于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具有某种借鉴意义。
关键词 知识积累/兼容并包/思想训练/审美能力
    读《文心雕龙》,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在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何以在齐、梁之际能够出现一部理论体系如此完整严密的巨著。这样一部巨著,何以能在深度与广度上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这样一部理论思维能力极强的巨著,何以能用限制极大的骈体写得这样的华美而又含蕴深厚。就是说,我们常常力图说明这样一部书“是什么”,而我感到困扰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部书,为什么在它之后,很难再找到像它这样宏大严密的理论著作?我想,窥测刘勰创建他的庞大的理论体系靠的是什么,他之所以能创建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探讨这个问题或者能对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有某种借鉴意义。
    一
    我们涉及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刘勰的素养。他创建如此精深的理论,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我们现在很难具体了解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都看过一些什么书,他在那些书中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能够从《文心雕龙》中看到他所引用的书,并且从他引用的角度窥测他对那些书的理解,窥测那些书在他的理论构成中所起的作用。
    《文心雕龙》引及作者322人。①其中一些作者,在书中被反复提到。据我的统计,其中提到26次的1人:扬雄;提到25次的1人:曹植;提到24次的1人:司马相如;提到22次的1人:陆机;提到18次的2人:班固、张衡;提到14次的1人:潘岳;提到13次的1人:贾谊;提到12次的2人:宋玉、王粲;提到11次的2人:曹丕、枚乘;提到10次的2人:屈原、蔡邕;提到9次的5人:司马迁、桓谭、崔瑗、张华、刘桢;提到8次的2人:左思、崔骃;提到7次的8人:孔子、东方朔、马融、杜笃、孔融、傅毅、陈琳、陆云;提到6次的3人:王褒、曹操、应瑒;提到5次的11人:荀子、陆贾、班彪、邹阳、崔寔、阮踽、祢衡、嵇康、潘勖、张载、温峤。5次以下的人数最多,其中只提到1次的有233人。提到的次数多少虽不能说明被提到的作者对刘勰影响的大小,也不能绝对地说刘勰对他们评价的高低,但似乎可以说明,那些被反复提到的作者,有可能是他最为熟识的作者,或者是作品涵盖面广,适于在不同的篇目中作为例证加以引用的作者。从这个名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提到次数多的作者,大体上是各种文体中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两个例外需要说明,一是屈原,只提到10次,按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刘勰对他的推崇看,他被提到的次数无疑应在扬雄与宋玉之上。之所以只提到10次,是因为刘勰已专章设立《辨骚》,集中论述了屈原创作的地位与价值,在其他篇中也就不再反复出现。另一位是孔子,之所以只提及7次,也因为已经有《征圣》、《宗经》两篇,集中论述了圣人的思想。而且,此一种之思想,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每每出现。在书中,他对于孔子的评价是至高无上的,提及次数的多少无碍于他对孔子的评价。
    从他所提及的作者以及对于他们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兼容并包的治学倾向。他提到儒家的孔子、孟子、子贡、子夏、子思、荀子、孔悝、陆贾、贾谊、扬雄、董仲舒、孔安国、郑玄,当然也提及儒家所推尊的尧、舜、文王、周公;他提及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公孙龙子、刘安;提到玄学家何晏、王弼、郭象、向秀、夏侯湛;提到法家商鞅、韩非;提到墨子;管子;提到史家司马迁、班固、刘向、刘歆、孙盛、干宝等等;甚至还提及兵家的孙武。各个学科,各个学派,他都接触到了。可以说,对于他之前的思想文化遗产,他有着广泛的了解。
    《文心雕龙》一书,引及作品436部、篇,②引用原文223处。从他所提及的作者与所引的专书、单篇与文句,我们能够窥测到他所接受的文化遗产的广泛影响,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知识积累状况。
    从他的引书中,我们知道他看过的经书有《诗》、《书》、《礼》、《易》、《春秋》。在书中,他引用最多是《诗》、《易》、《尚书》,对春秋战国史和礼制的熟识程度,对于他这样一位当时只有30多岁、在寺庙校经的青年人来说,他的敏锐与广博确实令人感到惊讶。他看过的史书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纪》、薛莹《后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孙盛《魏氏春秋》、鱼豢《魏略》、虞溥《江表传》、张勃《吴录》、陈寿《三国志》、陆机《晋三祖纪》、王绍《晋纪》、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邓粲《晋纪》等23种以上。可以说,在他的时代,大部分的史书,他都读了。可以证明他都读了的理由,是他对每一部史书,都或评论,或引用。而且这些评论、引用,均非泛泛阅读所能做到。例如,他论孙盛《晋阳秋》,称其“以约举为能”。孙盛《晋阳秋》已佚,清人汤球有辑本。我们从辑本看,孙盛记事,确极简略。如其记景元三年杀嵇康事:称“嵇康性不偶俗,而尚奇任侠”③。对嵇康性格此一极简洁而又确切的概括,为后来诸多史家所沿用,说《晋阳秋》的特点是“约举”,确为不易之论。他论干宝《晋纪》,称:“以审正得序。”在《才略》篇中他又说:“孙盛、干宝,文盛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审正”是判断正确,“志乎训典”是以经典为准的。对于干宝《晋纪》的这一评价,亦非泛泛之论,必是认真阅读且深思后之所得。干宝《晋纪》已佚,但汤球辑本中保存的史论,仍可见其大致面貌。在这篇史论里,他直言晋之兴,非由积仁义而得之,乃由武力之争夺。故其得之速而其败亦速。干宝修史,尊崇《春秋左氏传》的传统,重“正名”。儒家本有为尊者讳的思想,干宝敢于直面晋之建立者的不义之举,随之论及其朝政之一系列乱象,以明其必亡之因。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干宝论晋之创业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为此言也,可谓直矣。”④从这篇史论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干宝之修史,确如刘勰所说,是“审正”。从整体的修史思想言,干宝以经典为依归,是“志乎训典”的。唐人李华,也看到这一点,他说:“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⑤“近王化根源”,亦“志乎训典”意。既志乎训典,又审正得序,刘勰对干宝《晋纪》之此一论断,分寸把握得十分准确。从孙盛、干宝两例,我们可以看到彦和(刘勰字彦和)史书阅读的深入、认真程度。他阅读史书的深入,我们还可以从他对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引用中看出来。对这三部书的引用,其熟识的程度,我们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来。一是对于历史的发展了如指掌,《文心》全书引《史记》26篇:《夏本纪》、《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乐书》、《封禅书》、《齐太公世家》、《赵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匈奴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滑稽列传》、《太史公自序》。引《汉书》47篇:《文帝纪》、《武帝纪》、《宣帝纪》、《律历志》、《礼乐志》、《食货志》、《郊祀志》、《五行志》、《艺文志》、《刘向传》、《王陵传》、《淮南王传》、《石奋传》、《晁错传》、《邹阳传》、《枚乘传》、《枚皋传》、《路温舒传》、《韩安国传》、《李广传》、《董仲舒传》、《司马相如传》、《公孙弘传》、《儿宽传》、《杜钦传》、《严助传》、《朱买臣传》、《吾丘寿王传》、《贾捐之传》、《王褒传》、《东方朔传》、《韦贤传》、《赵充国传》、《王吉传》、《韦玄成列传》、《张敞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匡衡传》、《东平思王传》、《匡衡传》、《孔光传》、《扬雄传》、《陈遵传》、《外戚传高祖吕皇后传》、《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传》、《元后传》、《王莽传》。引《后汉书》44篇:《光武帝纪》、《章帝纪》、《隗嚣列传》、《窦融列传附窦宪传》、《鲁恭列传附鲁丕传》、《马援列传》、《宋弘列传》、《冯勤列传》、《桓谭列传》、《冯衍列传》、《张纯列传》、《曹褒列传》、《贾逵列传》、《班彪列传》、《班固列传》、《沛献王辅传》、《张敏列传》、《胡广列传》、《周荣列传》、《郭躬列传》、《王充列传》、《崔駰列传》、《崔瑗列传》、《钟暠列传附钟岱传》、《臧洪列传》、《张衡列传》、《马融列传》、《蔡邕列传》、《左雄列传》、《荀淑列传附荀悦传》、《陈蕃列传》、《孔融列传》、《宦者列传蔡伦传》、《儒林列传尹敏传》《文苑列传杜笃传》、《文苑列传李尤传》、《文苑列传苏顺传》、《文苑列传傅毅传》、《文苑列传王逸传》、《文苑列传祢衡传》、《方术列传王真传》、《列女传班昭传》、《礼仪志》、《祭祀志》。刘勰对三书上述纪、志、传的引用,分布于《文心雕龙》50篇之中的33篇。这33篇,既涉理论枢纽部分,亦涉文体论、创作论与批评论。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要求,他都能引得恰到好处,例如,对文体论,他遵循“原始以表末”的原则,追溯各种文体的发展史,需要列举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他一般按照历史顺序引用。他知道那些代表人物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那些作品,仿佛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在创作论中,论述的是理论问题,他也能从史书中找到恰当的实例,加以阐发。例如,《神思》篇论为文之驰神运思,为了说明创作时之驰神运思,其条件之一是受制于禀赋之才气大小,才气不同而成篇有快慢,他例举了几个代表性人物的创作实际:“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踽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此12例中,有6例来自《汉书》、《后汉书》,非熟读此两书,不可能在考虑文思迟速之理论问题时知道在什么地方有贴切之例子。二是这33篇的引用,有的是直引其事,有的则是曲折引用,从其一言半语,再证以他书。不熟读此三书,不可能做到例举时出神入化。他对于其他史书的引用,亦有类似之情形。从上述的简略说明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刘勰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知识的积累。此一种之知识积累,不仅使他对文学发展过程之历史环境有深切之感知,在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紧扣历史真实之情景,不作无根之空谈。凡有所论,都给人以历史之实感。而且,也使他在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能够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过程的特点。近20年来学术界论及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之民族特点时,常引刘勰的理论为例来说明。这也说明,刘勰深厚的历史知识积累在理解、把握和表述文学的民族特色时的意义所在。刘勰大量阅读史书,从中了解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从中接受思想的熏陶之外,他更多的是大量阅读子书。他以一种兼容的态度,接受思想遗产。在《文心雕龙》中,我们看到他读了《管子》、《墨子》、《鬻子》、《老子》、《文子》、《孙子兵法》、《孟子》、《韩非子》、《庄子》、《荀子》、《晏子》、《尸子》、《尉缭子》、《列子》、《鬼谷子》、《鶡冠子》、《邹子》、《青史子》、《吕氏春秋》、《新语》、《新书》、《说苑》、《法言》、《潜夫论》、《政论》、《昌言》、《申鉴》、《淮南子》、《典论》等近30种,还不包括单篇的论文,如他论及的魏晋时期不少玄学家的著作。在这近30种的子书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小说家、杂家。可以说,在他之前的主要子书,他都读了。对于他之前的思想发展史,他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创作论中他引用《庄子》15次,涉及《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德充符》、《骈拇》、《天道》、《秋水》、《知北游》、《徐无鬼》、《外物》、《天下》诸篇。有的是引用其术语,有的是直接用其文句,有的虽引其文句而改变其用法,有的则是引其思想而以己之言语表达。在《文心》中大量引庄子,说明刘勰对庄子的熟识程度,而他在《文心》中所表述的思想,却并非是庄子思想之照搬,他是经过吸收、融合之后变成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的。其中有庄子的影子,而又非庄子之思想。老子、列子、孟子、荀子、淮南子等的影响在《文心》中同样存在着,也同样是被吸收、融合了,变成了刘勰的思想,而非任何一家。佛教和道教,同样对《文心》产生影响,而表现得更加深藏,更加隐蔽。你分明知道它们的存在,但直接的确证,却不易说出,说出来只能是类比、影附,影影绰绰。刘勰对于诸子思想之此种接受形态,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对于诸子思想之了解,已经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他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阅读中有深入之思索。从诸子对《文心》的影响中,我们看到刘勰对于他之前的思想史有着深入的理解。他积累了思想史的丰富知识,而且在思想史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为他撰写《文心雕龙》作厚实的思想理论准备。
    刘勰为撰写《文心》最为重要的知识准备是对于文学史的全面而深入的掌握。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各个时段文学发展的特点,或者是已有文学批评的得失,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看他论及文体81种: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14种为有原之文;史传、诸子、论、说、诏、策(诏策又包括7种细目)、檄、移、封禅、章、表、启、议、对、书、笺记(笺记包括25种细目)49种为无韵之笔;杂文19种中典、诰、誓、问、览、略、篇、章为无韵之笔,其余为有韵之文;谐、隐无一定之体,可入文,亦可入笔。此81种文体每一种产生之原因、用途,最初之体式特点,发展过程中之变化,成熟之形态,他都给了甚为细致之描述。正是在此一种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他才能对各种文体之理想形态作深入之思考,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释名章义”到“敷理举统”。在他之前,虽有不少论及文体者,如蔡邕、曹丕、挚虞、李充等人,但没有一位像他那样全面而深入地给予各种文体以系统的阐释。他不仅对文体的发展史有深入之了解,而且对不同时段文学发展之特点,也十分清楚。我们看他对不同时段文学之描述,就会惊异于他把握之准确。他把自己对于历史发展的知识与文学发展之特点联系起来,高屋建瓴地作出概括。如他论建安文学,称其梗概多气之特点,乃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社会风气所致。说江左玄风之盛行,影响到文学风貌上来,就形成其时特有之文学风尚,“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他的这些见解,为后世论者所普遍接受与赞许,就是因为它准确而深刻。之所以能达到如此之准确与深刻,就因为他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他对于作家了解之广与深,也是前所未有的。凡所论及,都反映出他了解的细致深入。仅举一例,即可说明。《才略》篇论及作者94人之才华。才蕴于内,华发于外。此94人之才华高低,反映在创作上的风貌上,刘勰一一加以论断。如果没有对此94人之作品与其人之才性作全面之研究,绝不可能以一两句评语而概括一位作者及其作品之特点。如论曹丕兄弟,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此一评论,包含着几个层次:一是认为旧谈扬植抑丕之评论不公;二是指出不公之理由,称曹丕并非无才,他也是才情丰盛而清丽的,只是他思虑周密,所以落笔迟缓。但是他乐府写得好。在《乐府》篇中刘勰论及乐府时,也说“魏之三祖,气爽才丽”。他举出的例诗,是“‘北上’众引,‘秋风’列篇”。“秋风”指的就是曹丕的《燕歌行》。在《诏策》篇中他又称赞曹丕的诏书写得好:“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显然他认为曹丕有其所长。丕与植之差别,只在于才之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从他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