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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必须重新找回作为大众精神导师的地位:诗集《雨夜》自序

闫达尉
艺术家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从现实生活中隐遁,进入到一个他自己所创造的幻想的世界当中,而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艺术家能够从那幻境当中沿着来时的路再一次回到世俗世界;而精神病患者则不然,他们失去了方向,从而迷失在那一片虚幻当中再也无法走出来。

    我相信有人是自己放弃那唯一的一条返回现实的道路的。

    但我庆幸自己能够记得来时的道路,能够在两地自如地游走。

    这个深渊一不小心就会将许多人吞没进去,以至于有许多人对它望而生畏。这是可以理解的。

    弗洛伊德下过许多并不算十分科学的定义,但他的关于艺术家和精神病之间关系的论断可谓精妙。

    我依然相信古希腊的“诗灵神授”,有时候全然是一种灵感迫使我不得不去动笔。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我又深以为然。那些感情压抑在我的心间,诗歌则成为了情感的倾泻。一个诗人,在各种情绪之下,用诗歌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就像一个男孩子在愤怒的时候要去练练拳击,一个女孩子在悲伤的时候要一个人悄悄地流泪一样。诗人不过是掌握了另外一种抒发自我的方式,如同音乐家用歌喉和乐器而美术家用画笔一样。虽然这其中是有着不同的素养和技巧。

    我的创作技法,一方面是来源于对古今中外的诗歌的大量的记诵和学习,一方面也是我自己的长期的写作的积累。从二〇〇五年写诗以来,我承认我的某些诗歌仍存在着明显的借鉴的痕迹。直到二〇一二年以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比较有特点的语淡情深和慷慨悲壮的风格。

    《雨夜》收录了我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二年上半年的婉约风格的现代诗作共九十六首。这部诗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早期现代诗创作的“爱与美”的主题倾向和语淡情深的诗风。

    其中的绝大部分情诗,都是为一人而作。即使她不一定知道。在现实生活的许多事情上,我都能够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魄力和行动力,但惟独感情,我习惯了等待。我相信缘分是前生注定、生生世世的。

    有许多朋友认为我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事实上,我并不信仰某一个具体的教会。但我的确常常会有一种深刻、悲悯、超脱的宗教情怀和宗教体验。我的一部散文诗集《寻与待》可以看做是我和诗神之间的心灵对白。印度诗哲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对我有很大影响。在他的诗歌中,爱人与神灵是合一的。

    除了泰戈尔和宋代词人晏几道,对诗集《雨夜》的诗作风格影响较大的还有徐志摩、郑愁予、顾城、洛夫、王家新。

    我于二〇〇九年写下的《雨夜》一诗,在结尾处就直接引用了王家新《练习曲》中的最后两句。我也在这里声明,以免引起误会。王老师和我都是湖北十堰人,具体点讲,我茅箭,他丹江,不过一江之隔。况且王老师现在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对于我这样一个学生,我想他是不大会计较的。

    自小写作以来,都未曾想过要把这些东西发表出来,起初纯粹是写的情书,但因为不敢送出,就大量积存。后来到高中,写作渐渐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长时间不写,就会十分痛苦。

但有时候,写了,会更痛苦。

我也曾幻想过要把自己的作品“藏诸名山,传之后人”,但仅仅是幻想而已。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东西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即使是堪称现代抒情诗奠基之作的戴望舒的《雨巷》,也不能打动诗人苦恋的施绛年小姐的心。

    到底有谁能够知道一个诗人在写些什么,他为什么而写作?没有人知道,并且,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包括那些已经被人们解读的再也没有一点隐私和异议的诗人。

    又因为这神秘,古时人们把诗人看作是神的化身,向人世传播真理,仿佛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取了蕴藏着人间和命运的秘密的箴言,然后把它们传授众人,培育人们的情操、开启人们的智慧。因为道破天机,这些诗人将受到严酷的刑罚和难以承受的精神的苦难的折磨,以此来弥补他们对天庭犯下的罪孽。

    到了当代,诗歌在文学上的传统的地位受到了冲击和质疑。食指精神分裂长达数十年之久,海子、戈麦相继自杀,顾城和谢烨在新西兰双双自戕。这些悲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诗人这一社会角色和诗歌这种文体在当代社会的价值。

    从大环境上来说,世俗娱乐文学和商业文化作为主导占据了几乎全部的市场和大众读者。许多诗歌只能在诗人圈、文人圈内部交流。一些诗人为了迎合普通读者和娱乐文化潮流,创作色情诗歌作品,不能不说是诗人为世俗所迫的一种悲哀。

    主流诗歌刊物有着老一辈诗人作家作为固定作者群,在风格上也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兼容并包。民间诗坛现在至少有数百种诗歌流派和民间刊物,但多为地方性的,有一些甚至盲目排斥异己,难以相互交流。在积极接纳不同风格、吸收新人方面,中国青年诗人协会主办的《诗中国》诗刊算是国内民间诗刊中做得较好的一种。民间刊物基本上都是无稿酬的,不少全国性的民刊甚至连排版印刷费都很困难,不得不采取作者订购,集资印刷的方式。

    在二〇一二年秋,我在就任华中师范大学2011级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期间,在文学院院领导、老师的支持和学生会同仁的协助下创办了系刊《跫音》,目前成出刊两期,但也主要是系内筹资、内部发行。而且资金十分紧张。

    文化事业的投入,特别是纯文学事业的投入,往往很难见到立即的成效和回报,甚至不仅无回报还要倒贴。

    二〇一二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大发二分彩刊发了我的诗歌《梦的岛》,是我的诗歌作品开始大量在各大文学网站上发表的开端。后来,我在辅导员陈璐老师的鼓励下开始向纸刊投稿,《华中师大报》刊登了我二〇一一年所作的散文《桂子山的鸟》。之后,又有一些民间诗刊和杂志接受了我的作品,并且有几十首诗作被编入好几种当代诗歌选本。我于去年十二月被吸纳为中国青年诗人协会会员,并且担任诗大发二分彩爱国诗歌论坛版主,这不光是对我的文学创作,也对我的文学批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从事文学事业,完全是因为自己满腔的热爱,从未想过要获得多少回报,因此我才敢一往无前,为此也付出了大量汗水。

    而我又感到自己的肩上的文化责任越来越重。

    同龄文友在文学上感到自卑。但我告诉他,当代文坛就是我们青年人的天下,我们和那些著名诗人、作家实际上差距不大,大家都是一个圈里的人。当我这样安慰他的时候,实际上也无形之中对我们自己提出了更高更远的要求,那不是谁都有勇气一直走下去的一条道路。而确实,我振臂一呼,不仅应者寥寥,许多人连头也不会抬一下。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诗歌要力求传达正能量,诗歌不能再社会边缘化,而是要重新找回作为大众精神导师的地位,这话说得有些太大太严肃,但是可以作为诗人的一种理想和追求。

    在这个变革过程中,需要诗人们做些什么,怎样去做,具体到创作上,要写出怎样的作品才算达到了这个要求,或者至少和这种追求保持一致?我在北京文艺论坛上向当代著名诗人杨炼请教过这个问题。但得到的答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不过杨老师也认为当代诗歌的总体水平有待提高。也许,作品经典化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发掘和推广优秀作品?以怎样的标准作为好与不好的评判?这是诗歌评论家们所面临的难题。写一篇关于诗仙李白的诗歌评论很简单,但要在全国百十万首二〇一二年创作的诗歌中选出几首精品来研究和推介,却不简单,因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又担心自己的观点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可,更不要说可能还有一些好诗作者根本就还没有拿出来。

    当代文艺观把文本的解读作为一种再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其实给评论家们提供了自由发表观点的机会,但能够不去人云亦云、以独到的眼光发现真正切中自己心意的优秀作品、敢于标新立异推陈出新的评论家却是少之又少。因此当代诗人往往自己也必须是诗歌评论家,来对自己的诗歌、或者对自己所属的诗歌流派、或者对自己所推崇的某种风格的名家作品(诗人自己往往就是直接学习的这种风格流派),向大家加以阐释推广。包括海子推重荷尔德林,王家新推重帕斯捷尔纳克,甚至我自己推重西川、花坟,也都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当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诗歌评论家。但我对于诗歌的理解和认识,也得到了一些业内专家的首肯。

    我通过网络还认识了诗人北岛、李亚伟和徐敬亚。有许多问题想要探讨但又不知如何开口,又担心他们比较繁忙而不会重视我这个初登文坛的无名小辈。所以就简单地打过招呼,并加为好友互相关注,没有提及一些沉重的话题。北岛老师用的是网名,近来在从事诗歌翻译。前不久把他翻译的马克思早期的两首诗歌发布出来,但并不如他青年时代自己创作的诗歌完美。李亚伟老师忙于经商,而徐敬亚老师不再写诗已经长达二十年之久。

    诗歌理应成为青年人的使命和追求。也许有一天,我将再也不会去思考中国当代文化走向、当代诗歌将何去何从、中国诗人将怎样写作怎样生活这样一类漫无边际甚至是飘渺虚空的大问题,那时候,我更愿意和我所爱的人一起过着简单而平凡的世俗生活。但现在还远远不是时候。

    我的《祖国》、《在冬天的公交站台上读西川